对谈｜“大礼议”：嘉靖皇帝的礼法困境与权力博弈

1521年，一个名叫朱厚熜的少年意外地被推上了大明王朝的权力巅峰。他并非皇室嫡长子，也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国之君。然而，命运的巨轮却在他14岁那年戛然转向。他从一个偏远藩王，一跃成为大明王朝的第九位皇帝——嘉靖。嘉靖，这个名字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是《大明王朝1566》中那位神秘莫测、掌控朝局的幕后高手，是《明朝那些事儿》中展现非凡权谋智慧的统治者，更是《万历十五年》中影响明朝历史走向的关键人物。然而，正是这位在影视与书中被反复演绎的帝王，在其充满戏剧性的政治生涯中，却遭遇了一场至今仍被历史学家们反复剖析的风波——“大礼议”。

年轻的皇帝朱厚熜以藩王之身入继大统，却在登基之初便遭遇了来自朝廷旧臣的巨大阻力。这场被后人称为“认爹风波”的事件，表面上看似是关于皇帝亲生父母尊号的礼仪之争，实则是一场关乎皇帝与文官集团权力、传统与变革的激烈博弈。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重臣，为何会在一个看似简单的礼仪问题上寸步不让？他们坚守的究竟是传统礼制的尊严，还是试图借此维护旧有的权力格局？年轻的嘉靖皇帝根基未稳，却一步步在这场与旧臣集团的博弈中占据上风。他究竟是如何在礼制的外衣下化解危机，甚至将这场风波转化为巩固自身皇权的契机？

以下为浙江大学教授、《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作者尤淑君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张海英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助理研究员阙海的对谈文字整理稿，他们围绕“嘉靖皇帝的礼法困境与权力博弈”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

对谈现场

“父与父”之争：嘉靖皇帝的继位风波

阙海：今天我们要谈谈《大礼议》，这本书的主角是明代的嘉靖皇帝，很多人都看过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电视剧里主角其实只有一个人，就是嘉靖皇帝。这个时候的嘉靖已经处在中老年的阶段，以道君皇帝的形象出现在了电视剧中。但我们知道，一个人的青年时代对他一生的影响都非常大。我就有一个疑问想请问尤老师，大礼议就发生在嘉靖青年时代，这对他后来去修道有什么影响吗？

尤淑君：谢谢您的问题。我也特别喜欢看《大明王朝1566》。很可惜的是，我已经写完这本书之后，大陆才出的这部电视剧。写作硕士论文的当时，我很困惑，为什么嘉靖皇帝他在位的前半期，非常地励精图治，但在位的后半期却就摆烂躺平，只顾着修道、撰写青词。我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想嘉靖皇帝尊崇父母的心愿已了，可能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嘉靖皇帝自身健康不好，再加上他本人遭受的挫折其实挺多的，首先是父亲早逝，母亲又亡故，再是儿子们一个接一个地早夭，所以嘉靖皇帝担忧自己会不会也走上正德皇帝的路，也要断子绝孙。这样的恐惧，使嘉靖皇帝后来沉迷于道教，想办法吃仙丹长生，或者想办法向道士索求一些强身健体的房中术之类，就是为了要生子，延续自己的皇位。当然，在这个修仙的过程中，明代宫廷会耗费非常多的费用。关于宫廷开销的部分，要请教张海英老师。

张海英：其实这在我们讲课中是非常严肃的一个课题，因为大礼议是嘉靖时期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待会大家可以听到，尤老师会把这个事情给梳理得非常清楚。把深奥的历史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讲给大家听是很不容易的，希望今天的读书会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尤淑君：简单来说，大礼议涉及明代皇统接续及其相对应的礼教论争。大礼议的背景，就是正德皇帝断子绝孙，又没有兄弟，无人继承皇位，所以内阁首辅杨廷和等人就要想办法找皇位继承人。他们依照明太祖朱元璋所写的《皇明祖训》，在“父死子继”没有办法达成的情况下，应该要采用“兄终弟及”的这个原则，于是选定了在湖北安陆的兴藩世子朱厚熜，由他来继承皇位。

可是，问题就在于“兄终弟及”的“兄”是谁，“弟”又是谁。这就造成朱厚熜身份认定的暧昧，并延伸出大礼议一连串关于身份认定，关于宗法原则，关于君统与宗统区分的各种问题。这不完全只是一个礼学上的讨论，因为它也会涉及嘉靖皇帝的继位到底有没有正当性，那如果嘉靖皇帝没有正当性的时候，是不是其他的藩王也可以来挑战皇帝的权威？那这样不就祸起萧墙了吗？可能会导致内乱，对吗？这就是大礼议这个事件。当然，大礼议事件，包含了很多人的因素，譬如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大臣，他们就主张“濮议论”，所谓的“濮议”实际上是北宋的宋英宗过继宋仁宗、即皇帝位之后，想要推崇自己的生父濮王，所以叫“濮议”。

那杨廷和选择宋代濮议论的原因，就是希望嘉靖皇帝朱厚熜可以仿照宋英宗的例子，认明孝宗为皇考。但朱厚熜认为《武宗遗诏》所写的是让我来继皇帝位，所以《武宗遗诏》既然已经认定我是皇帝了，那我继位的正当性就不是来自明孝宗，而是来自我的父亲，也就是“兄终弟及”之下的“兄”是明孝宗朱祐樘，而“弟”是兴献王朱祐杬。这自然会出现身份认定的不同，就产生了很大的冲突。这样的冲突第一阶段是以嘉靖三年的“左顺门事件”为终点，不只杖死了17名官员，也流放或贬谪了许多官员，损害了明代的政治文化，使大礼议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导致后来围绕着兴献帝的身份、他的宗法地位、应该怎么去祭祀他等问题，陆续有一连串的讨论，直到嘉靖二十四年朱祐杬以睿宗身份、入祔太庙为止。此时，嘉靖皇帝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这也是我们所说的大礼议的简单情况，谢谢。

《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

张海英：其实嘉靖皇帝也许是真的想要尊他的父亲，但更重要的是皇权不容被内阁挑战，因为内阁先说我是嗣皇帝，再说是兄终弟及，又要让我认孝宗做父亲。那这个事情不就变成了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吗？就变成你挑战我了。

阙海：嘉靖皇帝发现诏书问题的机会其实是非常偶然的，那杨廷和的诏书就有一个比较微妙的地方，请您再深入地为我们谈一下这个诏书的问题。

尤淑君：杨廷和写《武宗遗诏》的时间其实非常仓促，为什么？因为其实正德皇帝去世之后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紫禁城里面不但有大量的武官、掌握实权的宦官，还有一大堆闲杂人等。杨廷和面临这样的情况，不但要快速地选择出皇位继承人，还得想办法把这些武官跟权宦给全部清除掉，然后还要把正德皇帝所带来的闲杂人等驱逐出宫，时间非常仓促，所以等到他们内阁大学士商讨，要以“兄终弟及”的原则来选定朱厚熜的时候，没有讲清楚朱厚熜到底是以这个明孝宗的嗣子身份，还是以兴献王的长子身份来继承皇位。当然，在《武宗遗诏》传送的过程之中，也没有人进一步去解释。所以等到朱厚熜带着自己的兴藩旧僚抵达北京之后，马上就发生了礼仪冲突。因为杨廷和他们希望朱厚熜以皇太子的身份进入到北京城、紫禁城，但朱厚熜觉得按照《武宗遗诏》的话，我本身就已经是皇帝了，那我就应该从北京城与紫禁城中门进去，为什么要从偏门进去呢？从哪扇门进城这种事情，我们现代人来看，从哪个门进去重要吗？很重要，因为这代表着你的什么？你的身份，你的地位，你的权力。那如果嘉靖皇帝一开始名不正言不顺的话，就很难去压制这一些内阁大学士，对吧？

我们大学里讲这一段的时候，更多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解读，可能杨廷和没想到诏书里面会有疏漏。他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弯弯绕，他就想得很理所当然，就是把朱厚熜过继到孝宗名下去，然后以孝宗儿子的身份，来继承这个皇位就可以了。没想到嘉靖帝很有想法，也有他自己的个性。从政治的角度来说，他表面上是为父亲在太庙里面争这个位置，实际上他想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这就涉及当时内阁首辅杨廷和，他当时权力很大，但仍没有后来的严嵩权力大。看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的时候，剧里的严嵩就说过一句话：大明朝只有一个人能呼风唤雨，那就是皇上，只有一个人能遮风挡雨，那就是我。由此可见，经过大礼议以后，内阁首辅的权力发生了一些变化。

嘉靖帝

内阁的“傀儡化”：嘉靖皇帝的权力游戏

阙海：大家其实也比较好奇，嘉靖帝通过大礼议这件事情做了很多政治上的工作。从杨廷和到严嵩，嘉靖皇帝对这些制度到底进行了怎样的调整。我们先谈内阁的制度，怎么样来集中这个权力？

明代的内阁成员实际上撑死了就五品官，所以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是宰相。因为从明太祖废相之后就严格规定，如果要是有人敢说要重新立丞相的话，那就不是我朱家子孙，那是奸臣，要当场击杀。明代的内阁本身处理很多政务，所有的信息都是从这个内阁去走的，但是位阶又很低。有点像我们这种现在的办公室主任，位阶不高，可权力很大，他得到很多的资讯，然后也知道皇帝的喜好是什么。

在嘉靖这么长的统治时间之中，他大概有12位内阁首辅，那其中就是以杨廷和、张璁、夏言、严嵩4位权力是最大的，这4位也都是跟大礼议有关系的人。也就是说，嘉靖皇帝给予内阁首辅非常大的权力，这种权力可以使内阁首辅压制百官，尤其是言官群体。这样一来，内阁首辅的定位，便从协调皇帝跟百官之间的办公室主任，变成皇帝的打手。只要皇帝不满意，他就跟这个内阁首辅说我就要这么做，你想办法去帮我协调，那如果协调不了，就派出锦衣卫，相当简单粗暴。

为了避免出现第二个杨廷和，嘉靖皇帝对于张璁、夏言、严嵩都分而治之。当他不满意首辅的表现时，便会扶持内阁的第二号人物（次辅），分去首辅的权力，使其互相竞争，达到互相制衡的效果。从大礼议长达24年的时间里，大家可以不断地看到，这些礼制改革的过程看起来很烦琐，但其实都是嘉靖皇帝来调整内阁权力的名目。

张海英：关键在于内阁制跟宰相这是截然不同的。明初朱元璋通过胡惟庸案把宰相废除了，带来的结果就是皇帝要直接面对六部，但因政务繁多，他也没有办法自己处理，所以慢慢到永乐帝的时候就建立内阁。但内阁首辅没有宰相这种法定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它没有法定的权力。最初内阁首辅最高品阶只有五品，后来又提升到三品。那么为什么后来好像内阁权力很大，甚至跟以前的宰相一样大，因为在内阁兼职的这些人的品阶比较高，内阁首辅大都是各部尚书，是一品大员。我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学校要成立一个临时小组，这个小组其实也就是科一级的，但是他领头的兼职人员是处级以上的院长甚至副校长级的，那你说底下人会不会买他的账？所以他工作起来就会很顺。

但是矛盾的隐患也就在这个地方——他是没有法定权力的。这个问题在嘉靖的时候还不是太明显，但是到了万历年间，清算张居正改革时，给他的主要罪名之一是权相，他作为内阁首辅，是没有这些权力的，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他就直接命令六部，那六部凭什么听他的？当大家没有矛盾的时候，一切都是和谐的，而一旦有了利益冲突，特别当这种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矛盾就出来了，这可能是当时非常主要的一个问题。

尤淑君：内阁制度虽然没有改变，但因为嘉靖皇帝大幅度地提升首辅的权力，就打破了各个内阁大学士之间权力的平衡，以至于大家就想办法，我要去兼一个吏部尚书、兼一个左都御史、兼一个礼部尚书，尤其是礼制改革的过程，会发现到礼部尚书的权力居然高于吏部尚书，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也就是说，明朝积累了100多年的关于权力分配、人事安排的规则，基本上被打乱，这就是为什么从嘉靖朝之后的党争特别的厉害，就是因为本来的规则都不是规则了，我拿到权力就是规则。这就造成内阁成员之间、六部之间互相争斗。

张璁的“人情论”：礼制改革的“破局者”

阙海：还是把我们的时间线拉回到大礼议这个事情上来。我们会注意到杨廷和的诏书本身充满漏洞，但当时杨廷和可能没有注意，其他人没打开看，但是一旦嘉靖皇帝入主紫禁城以后，一较真就出问题。第一个跳出来的人其实是明朝中下级的官僚张璁。他提了一个说法，叫“人情论”。

请我们解读一下相对于濮议论来说，什么叫人情论？当时张璁是作为中下级官僚，是想通过这件事情来上位吗？还是他自己本身坚持这样的学术观点？

尤淑君：好，首先这个张璁是浙江永嘉人，当时有个永嘉学派，是很重视现实的。那张璁提出人情论的观点是，礼法虽是代表国家的纲纪，但是礼法应该要随着时间流逝、政治现实、社会需求的不同而改变，不能一直固守礼法。

所以嘉靖皇帝遇到尊亲的问题，张璁认为不能照搬宋代的濮议，应该要考虑到现实情况，支持嘉靖皇帝尊崇自己的生父，使得嘉靖皇帝觉得心里很温暖，终于有人支持我，能看到我的需求。

张璁是不是标新立异，想要趁机上位呢？我觉得应该不是，张璁他应该也有自己的理想在里面。他当时只是一个观政进士。就是说你到六部去做实习，去帮人家抄抄写写。如果把明朝想成一个公司，那张璁等于是一个实习生去对抗整个公司的CEO，也就是内阁首辅杨廷和等人，这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说张璁只是为了权力去下这样的赌注，那风险太大了，更可能还是因为张璁自己的理想，所以宁可放弃考了好多年才考到的功名，也一定要提出人情论，说出自己的想法。这是我对张璁的了解，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后来的一些礼制改革之中，他也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反对嘉靖皇帝的提议，使嘉靖皇帝勃然大怒，张璁也不愿退让。

张海英：在传统的对张璁的评价里面，认为他的学术信仰是偏后的，而他作为少壮派上位的心理比较突出。他们支持嘉靖皇帝最主要的一个伦理支撑就是“孝”，百善孝为先。那我做了皇帝，还叫我自己的父亲为叔叔，这叫什么孝？这一点在尤老师的书中有非常清晰的学术梳理。尤老师这本书非常珍贵的一点，就是它对于很多学界传统的说法，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专业水准非常高。

阙海：潘多拉的这个魔盒一旦被打开，后面你就没有办法控制了。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张璁首倡人情论以后，在时人都把他看作是小人，如果站在嘉靖皇帝的角度上，就是张璁这个人太想进步了，但是嘉靖皇帝在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到底是给这个兴献皇立世室，还是建世庙这个问题上，张璁他就落后了。先请尤老师谈一下，立世室和建世庙到底区别在哪里？

尤淑君：简单来说，虽然它们只差一个字，但是它们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世室在太庙里是百世不迁的位置，不管过几代它都不会移动，它都不会被撤掉。世庙是皇帝自己个人给私亲建立的家庙，没有放入到太庙系统里面，是独立在外的。等到嘉靖皇帝去世之后，祭祀兴献王的世庙这个家庙也要被撤废。那区别当然很大。从来没有做过一天皇帝的兴献王，根本没有资格进入太庙，所以张璁知道嘉靖皇帝很希望能为兴献王建世室，但张璁坚决反对，并提出了替代方案，用建世庙的方式，成全嘉靖皇帝的孝心。张璁他最早从他非常想进步到现在不想进步，甚至还成了在嘉靖皇帝眼里的反动分子。就牵涉到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在这些波云诡谲变幻莫测的政治活动当中，一个人的立场其实很难永远正确下去。要看谁来规定什么是正确，如果一直迎合皇帝，皇帝喜欢的才是正确，那你就会变成是史家所说的小人、权相。如果说你是儒家士大夫的角度去看什么是正确，那可能要做到像海瑞这样的人才可以被称为正确，对吧？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海瑞，“水至清则无鱼”讲的就是海瑞。当海瑞被罢官的时候，他的同事是放鞭炮庆祝的，这样当官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我觉得没有人是绝对的黑或绝对的白，大家都是灰色的。就像是大家觉得严嵩是大贪官，但严嵩在正德朝的时候，他被称为神童、书法大家甚至是能代表儒家士大夫气节的高洁之人，那等到他在嘉靖朝再复出的时候，反而就变成奸臣贪官的形象了。可能是严嵩的穷日子过得太久了，这跟严嵩后期专权腐败有很大的关系。由此可见，人真的是会变的。

张海英：严嵩一定是有才的，这一点不应该否认。否则他不可能第二次出山任首辅，可以从嘉靖27年一直做到嘉靖41年。嘉靖二十四年之前，整个内阁首辅的更迭频率非常高，基本上是一两年换一人。到嘉靖24年更迭了21个人，这中间像夏言几次进出，忽起忽落。一直到嘉靖27年，严嵩上位，内阁首辅稳定下来。所以我们一直讲奴才，你不要光看“奴”，还要看到后面那个“才”字，如果没有一点点才的话，光靠奴性，只能是一个低品位的打手，狗腿子。

严嵩是明代的案例，清代讲得最多的是和珅。和珅也很有才的，精通多门语言，知识储备量也非常大，而且他的心理学那是炉火纯青的，对帝王心理的精准把握非他人所能及。所以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优点跟缺点我们都要看到，不能一刀切。民间有这样一句话，“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据说后来就被用来形容严嵩。“章”做形容词是昭彰显著的意思。

阙海：当群臣都开始反对嘉靖，开始造势给他舆论压力的时候，嘉靖皇帝采用了一个非常狠的暴力手段——导致了左顺门事件。其实从明代一直就有殴打大臣、侮辱读书人的习惯。想请两位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左顺门事件，以及梳理一下这个明代的殴打大臣的情况。

尤淑君：左顺门事件发生在嘉靖三年，这个时候其实杨廷和已经被迫致仕，就是退休了。越来越多人倒向人情论，倒向嘉靖皇帝那一派。那也有一些人坚持杨廷和的立场，那其中最为支持这一主张的就是杨廷和的儿子杨慎。

杨慎是一个才子，而且他人缘非常好，所以他就召集了很多人一起去左顺门那里去抗议。那这个抗议的场面非常的荒谬，100多人聚集在那边哭天喊地、大吼大叫，嘉靖皇帝就觉得发生什么事怎么会这么嘈杂，然后才知道他们在抗议这个嘉靖皇帝想要尊崇生父这个事情。

嘉靖皇帝就派了宦官去劝说，你们的意见我知道了，那请你们先回去，我们之后再谈。那大臣们就是坚持不肯回去在那里哭。在此之前也有好几次大臣们都在左顺门这边集结，然后大家一起哭喊抗议，然后使得当时的皇帝就只好迫于这么大的哭喊声，放弃了自己原本的想法。

所以当时杨慎这些人所想的，就是要按照“伏阙”这样的方式来让嘉靖皇帝收回成命，那嘉靖皇帝就会觉得你们这么多人是在威胁我吗？我都劝你们两三次了，你们居然都还不听我的话，是瞧不起我吗？所以就直接派了锦衣卫去恐吓他们，说你们再不走，我们就真的要实施杖刑，那杖刑一旦打的话那就不得了，就是非死即伤。在嘉靖朝以前，明朝虽廷杖官员，但基本上都是只有受伤而没有人被打死。但从左顺门事件之后，只要皇帝下令杖刑，可能就会有大臣死掉，就像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一开头就把钦天监给打死了，对吧？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从左顺门事件后，让嘉靖皇帝觉得与官员好好商量是没有用的，还不如直接上暴力的手段，对吧？关于廷杖的恶法，它也不是明朝所独创，它很大部分是从元代延续而来的，整个明朝都在实施杖刑。

张海英：廷杖跟明初朱元璋的严刑重法的治国理念有很大关系。以前廷杖基本上还有一点的面子，明代是当庭打，而且剥了衣服打。你想对大部分文人来说脸面是最重要的。廷杖这个事情不是说把你给打伤了，打残了，关键是整个人的面子、里子彻底没了，人的尊严没有了。这个确实是朱元璋当时对文人对知识分子残忍无情的一面。

尤淑君：你也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明代的笔记小说里面就说到很多言官去劝谏皇帝，被皇帝廷杖殴打，因为古代并没有手术刀帮你缝合伤口，所以当时为了要急救，就只好从羔羊身上直接活体取皮，然后粘在被打得血淋淋的臀部上面。

以至于这些被罚以廷杖的士大夫，都被称为“羊毛屁股”。这些人突然有了道德资本，因为我有羊毛屁股，你没有。我是君子，你是小人。如果有这样的，就是我有勇气去对抗皇帝的暴力、荒唐的行为，而你们没有。那这种情况居然可以得到北京市民认可，所以这些拥有羊毛屁股的人，他们到某些大饭店或者小餐馆去吃饭，都可以得到打折的优惠。但那这个是笔记小说所写的，我也不确定是不是事实，但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那时的明朝官员、读书人或北京民众们是认可言官勇于劝诫皇帝的气节与风骨。

严格来说，可以说就是整个大礼议是为了让兴献王可以成为睿宗进入到太庙，把原本是小宗的这种身份移转成大宗，也就是重塑宗统。这样的努力当然是非常困难，所以他用了各种方法，不管是去改他父亲陵寝的规制（也就是现在被列入世界遗产的明献陵）还是我们刚才讲的关于立世庙的问题，还有天地分祀，现在北京是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这也是嘉靖皇帝的手笔。还有原本的紫禁城，它在北京内城里面偏左边，但是从这个天、地、日、月坛建立之后，反而就到了北京内城的中间，这是一个特别的现象。嘉靖皇帝他想得很远，为了要让他的父亲不要被后代子孙给撤出来，他就利用方皇后去世的时机，把皇后先放到他自己在太庙的预定位置上，这样就会使得后世子孙们不得不按照嘉靖皇帝的设想去进行太庙祧迁的顺序。直到崇祯自尽、灭国，太庙庙位都维持了嘉靖想要的样子。什么是祧迁呢？在《周礼》规定的是天子七庙，也就是祭祀天子的祖先只能够放7个位置，其中一个位置是不变的，不管过几代，始祖的位置都是不变。再来就是三昭三穆，加起来刚好是7个位置。那太庙庙位只要超过这7个位置的话，这个三昭三穆的神主牌就要被祧迁，移出太庙，放到祧庙，就是从第二个开始就要依次地一个一个迁出去。这本书里有很多图，主要说明太庙的庙位祧迁了谁，又多了什么样的空位，才可以让嘉靖皇帝将兴献王的神主送入太庙。宗庙制度已经离我们现代人很远了，但大家可以把它想成是家里的祖先，你可能最多认识到曾祖父，那曾祖父以上的祖宗可能就不知道他是谁了。这个时候你就可能不再想去祭拜，但是你会把他放在一个位置。嘉靖皇帝面对的问题是，如果要进行祧迁，那可能就要祧迁太宗，也就是永乐皇帝。可是，太宗是属于嘉靖这一脉的祖先，也不可以被祧迁，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形成了八庙的情况。那怎么样在天子七庙的规定下，保住永乐皇帝的庙位、不祧迁他呢？又要想办法让兴献宪皇帝的世庙，也可以融入进太庙群里面呢？因此，嘉靖皇帝立世室去祭祀永乐皇帝，又将庙号抬高为成祖，使其不必祧迁。为什么要把朱棣尊为成祖？就是我们看成祖是以皇太子朱标的弟弟身份继位的，他是杀了建文帝取而代之，建文帝绝后了，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嘉靖皇帝利用永乐皇帝与建文帝故事来比附兴献王与孝宗、武宗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武宗绝嗣后，就由孝宗的弟弟兴献王来继位，他继的就是兴献王的位子，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单独把永乐皇帝朱棣的庙号抬高为“成祖”的原因。通过这种比附，找一个前代的判例，给嘉靖皇帝的父亲兴献王在太庙挤出一个位置来。

他的构想就是这样，他认为永乐皇帝跟我嘉靖皇帝一样，都是外藩路径。他就想说永乐皇帝也是我们这一宗的始祖，然后也要把他的庙号改成是成祖。对于嘉靖皇帝来说肯定是非常有利。但永乐皇帝泉下有知的话，应该会气到棺材板都翻起来。因为这就坐实了他这个皇帝就是篡夺的，如果是正常的“太祖”“太宗”，就不会感到中间好像还有一个建文帝。但把“太宗”变成“成祖”，就会让人感觉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猫腻，然后就会让大家联想建文帝是不是流落海外，或者建文帝的这4年是不是应该要被重新审视？这些政治家们在搞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们对很多事情深思熟虑过了。

阙海：尤老师的书里面提到了一个点，支持濮议论的人除了宋代以外还引了汉宣帝去祭昭帝时候的例子，但这个例子其实不对，汉哀帝更合适，但他们不敢用，汉哀帝是亡国之君，如果用了的话，嘉靖皇帝就会认为你是说成大明朝在我手上就要亡了。所以濮议论的那些人他们只敢以汉宣帝为例，自身的安全更要紧。

这就涉及一个问题，我们看到这里面充满了政治斗争。我们怎么来看待理学和政治斗争之间的关系？礼制这种政治文化到底是制约着政治斗争，让他们还很有礼貌不至于掀桌子？还是说它本身是斗争的遮羞布，是被斗争的胜利方用来解释自身胜利的话术。

尤淑君：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有可能同时发生，也可能分别发生。至于什么时候会同时发生，什么时候分别发生，要看当时的情况。

我在这里先跟大家讲政治文化的概念。如果把整个王朝想成一台电脑，那政治制度就是硬件，那政治文化就是软件，它意味着当时的人们对于政治的价值观、思想，或者是他们所认定的某一种价值判断，这种东西其实不好量化，很难去做解释。但在传统中国王朝政治文化，就是以儒家经典、文化诠释或以士大夫群体为主的这种思想体系。当然，各朝各代的学术体系可能有所不同，譬如说汉代是经学，那到了明清时期，可能就是宋明理学或者是阳明心学，这有所改变，但不能否认整体的框架就是儒家文化。政治文化有可能有制约作用，所以嘉靖皇帝想要去尊崇他的父亲兴献王，也必须要舌战群儒，想尽办法搞了24年才能得偿所愿，而嘉靖皇帝也很担心后人会不会违背他的命令，所以不惜利用已经去世的皇后来占位。儒家经典也有可能成为政治斗争的遮羞布。所以嘉靖皇帝利用《明伦大典》想办法去说服大家，指出人情论才是对的，濮议论根本不符合嘉靖皇帝的情况，对吧？而且在“百善孝为先”的原则下，嘉靖皇帝要统治天下，却是一个不孝子，那还怎么统治天下？所以嘉靖皇帝有一个要说服全天下人的过程，不是完全赤裸地去廷杖这些士大夫就可以让他们闭嘴。当然，嘉靖皇帝在斗争胜利之后，会用来解释自己的正当性，所以他也想办法去通过《献皇帝实录》或《明伦大典》，甚至一连串的礼制改革去印证兴献王有权利进入太庙、接受祭拜的，即使兴献王没有当过一天皇帝，但兴献王是天子父，就是有这个权利。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可知很多历史事件或政治冲突，不是一刀切，有时候会一起发生，还是看皇帝怎么样地去跟大臣之间互相制衡，互相妥协的过程。斗也要斗得好看一点，相互斗争却不撕破脸面。

大礼议的“蝴蝶效应”：明朝衰落的伏笔

阙海：说到《明伦大典》，这是嘉靖皇帝自我表白的一种，自己给自己洗白。有点像雍正皇帝写的清代《大义觉迷录》，《大义觉迷录》《明伦大典》这样的著作，其实是皇帝要给自己洗白，是什么样的想法让他们有这种举动？

尤淑君：嘉靖皇帝想做个好皇上的，但有时事情不一定能按照他自己设想的轨迹去发展，大礼议这件事情对皇权、特别是皇帝制度，到底带来了什么影响呢？我们可以看到书的副标题叫作“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那礼制改革部分，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很多了，那皇权重塑是什么意思？他如何从一个小宗变成大宗，他如何来彰显自己的正当性，就是要把所谓的君统和宗统重新融合，重塑嘉靖一脉的统治正当性，再也无人去质疑他。对于整个皇帝制度来说有没有好处？有，因为嘉靖皇帝打出的旗号是继统不继嗣，却努力地把继统与继嗣合起来。那某种情况之下，嘉靖皇帝一面做着破坏宗法制度的事情，最一面向这套制度臣服，寻求这套制度的认可。关于皇帝制度的部分，对皇权有没有什么影响？有的。皇权是扩大了，但这样扩大是通过三种方式去进行的。第一个方式是左顺门事件，以赤裸暴力去镇压群臣；第二种方式是以儒家经典的诠释去解释大礼议，所以编纂《明伦大典》，来说服这些士大夫接受他的人情论；第三种方式，就是通过礼制改革的方式，改变整个大礼议的重点，并试图扩大内阁首辅的权力，间接皇权扩张了，将内阁首辅作为皇帝的打手，压制言官群体。

这有没有带来坏处？皇权本来应该是要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公共性的部分，一个是个人性的部分，公共性的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皇帝应该为天下苍生去做考虑、去做牺牲。从大礼议这个事情，可见皇权的公共性已经基本上没有了，只剩下个人性，嘉靖皇帝不断地破坏各种规则，譬如说内阁与六部的关系，内阁与言官群体的关系，破坏言官劝谏皇帝的监察权，将原本运行的权力规则全部都破坏掉，使嘉靖皇帝留下了很坏的结果，引发党争的内耗，乃至于党争到万历朝、崇祯朝的时候已是一发不可收，还有言官群体也分成两派，一派是非常地巴结皇帝，皇帝说什么我都说对，另一派就是我非常地反对皇帝，皇帝说什么都是错，我都要反对。这样的话，就形成内耗了，朝堂里所有的事都干不成，每天在那边打口水仗就好了。例如像东林党争。我们不是在评判东林党争好坏与否，只是指出明朝在党争局面之下，没有一个人可以过得舒心，每天光是吵架就耗费心力了。还有第三个问题，当皇帝的个人性扩大的时候，那在皇帝的宦官群体就会得到很大的权力。虽然在嘉靖朝的时候，宦官为祸的迹象没有很明显，但是到嘉靖之后，宦官越来越厉害，甚至导致了万历朝、天启朝、崇祯朝宦官为祸与吏治腐败的情况。

张海英：刚刚尤老师讲到宦官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朝代宦官专权比较厉害，分别是汉代、唐代、明代。

汉朝主要都是小皇帝，外戚专权太厉害了，小皇帝长大了之后，他又想掌权，朝廷基本上被外戚掌控了，他没有人用，就想利用身边的宦官，所以形成这么一个局面；唐朝特别安史之乱之后，李辅国拥立唐肃宗，可以说是宦官专权的开始。当时藩镇割据，藩镇手握政治经济军事大权，尾大不掉了。为了对抗藩镇，李辅国就派宦官掌握禁军，一旦掌握军队的话，便利于拥立皇帝，晚唐也是小皇帝居多，他们就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是汉唐的宦官专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

明朝为什么历史上宦官擅权最为厉害，是因为有一个制度上的原因，司礼监的太监有批红权，其次宦官系统有自己的监狱，就是厂。明代经常厂卫合称，但卫是锦衣卫，是负责皇帝安全的，不归宦官管。厂是由宦官负责，东厂自永乐皇帝时开始的，一直贯穿整个明代。在宪宗的时候有个西厂，宪宗死后，西厂被废。到武宗正德年间又有个内行厂，仅仅存在了五年也被废。权力之争方面，有内阁和六部之争，还有内阁与宦官权力之争。嘉靖二十八年宦官内部权力发生变化，在此之前，司礼监归司礼监的首领管，东厂归东厂的首领太监管，两者的地位是平等的。但嘉靖二十八年规定，司礼监首领有权监督东厂，这样就把司礼监的权力扩大。虽然嘉靖帝是一个非常强势的皇帝，你看嘉靖朝都没有宦官专权，很多人便以为嘉靖时期宦官权力缩小，但看相关资料，就会发现，在嘉靖朝的后期，宦官的权力是不断增大的。在张璁做首辅的时候，大约是嘉靖十二三年，司礼监的太监进出要跟张璁行礼的；到夏言的时候，大家见面互相之间拱手行个礼，但是到严嵩的时候，严嵩要给司礼监的秉笔太监行礼，双方的位置就有一个很微妙的变化。

到了万历年间，为何会形成势力庞大的阉党集团？这需要从多方面来分析。首先，宦官的权势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的扩张。值得注意的是，宦官并非单一个体，而是一个庞大的政治群体。在明朝的政治体系中，宦官已经渗透到各个重要领域：在政务方面，有掌控机要的秉笔太监；在经济领域，宦官把持着税监、矿税等财政大权，甚至监管太仓等重要仓储；他们还涉足慈善公益事业的管理；在军事上，宦官更是被派驻边境监军。这种全方位的渗透，使得宦官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政治阶层。正因如此，到了天启至崇祯年间，阉党作为一个政治派系应运而生。值得注意的是，阉党成员并非全是宦官，其中还包括不少依附宦官集团的大臣，这充分体现了当时政治派系斗争的复杂性。党争始于大礼议之争，这个时候官员开始站队，还没有形成你死我活的局面，到天启、崇祯的时候就是你死我活了，党争是没有赢家的。

为什么皇帝会用宦官，因为宦官是没有家的，他们是皇帝的家奴，皇帝会觉得他们特别好用，会赋予他们很多权力。

阙海：还有一个问题，嘉靖大礼议事件之后，大家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某一件事情的影响逐渐减弱以后，就会冒出很多不同的意见。我们看到对大礼议的看法就会发生转变，我们谈一谈这个转变是怎么样的？

尤淑君：因为大礼议引发的政治风波，让嘉靖皇帝做了很多制度的改变，例如在内阁制度上，就扩大了内阁首辅的权力。这样的改动是有影响力的，所以在明代私人撰史的时候，其论点可能更倾向于张璁的人情论，或更同情嘉靖皇帝的孝心。直到清代以后，明朝已经灭亡了，史家不用再为明朝皇帝去说好话了，所以很多人重新研判大礼议的相关讨论及其政治斗争，这会影响清代史家如何重写历史，并重新评价大礼议的参与者们，甚至从礼学的角度反思杨廷和等人的濮议论到底有没有道理？如果没有道理的话，应该要怎么样去补充？那张璁所讲的人情论有没有道理？所以我们会发现清代史书评价大礼议的时候，基本上就从支持张璁的人情论，慢慢地转移到推崇杨廷和的濮议论，这也使得目前学界普遍同情杨廷和。这是史学发展的一个轨迹。

在礼学讨论上，明代学者看重的是继统不继嗣的问题，但在清代学者眼中，更看重亲亲与尊尊、谁比较重要？到底是这个私情比较重要，还是公义比较重要？若换到今天的社会环境，这就是一个伦理与现实的问题，假设某一天父亲急病去世了，我到底是请假回家奔丧，还是遵从领导的命令、加班改代码呢？这时，一个打工人到底该怎么办呢？

阙海：我想在座的各位其实都会有这种感觉，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带入历史场景当中，然后去给一个价值判断，谁对谁错。当我们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在座的各位可能有人站张璁，有人站杨廷和，大家有一个情感的判断，我们在读历史当中，我们如果要去还原历史，或者是要最大可能地去了解历史的时候，其实是要排除掉我们去做角色代入。我们普通大众来说，我们怎么样在阅读当中避免这种cosplay的心理，从一个历史学研究者的角度，我想请两位老师谈一下。

张海英：现在我们研究历史问题，一定要避免法国年鉴学派所说的“时代错置”。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跳出各自所处的时代特点和文化，我们会用自己的知识积累来看历史，但是一定不要想当然拿我们现在的东西去评判古人或是历史。讲一个现代的例子，我是做经济史的，在做明代农民生活水平评估的时候，我的导师樊树志先生讲过一个例子：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的著名学者到上海来考察江南地区的市镇经济，他们曾根据相关资料，估算下来当时江南地区一个农民每年的余粮有380斤，日本学者认为，农民们根本吃不完。所以他们认为，明末的时候，江南地区农民的生活水平比较高。我们在座的很多年轻朋友也会想，一年只有365天，这380斤肯定吃不完。但是樊先生就告诉日本学者，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的主要热量来源就是粮食，其他的蛋白质的热量来源比较少，一天一斤粮食对农民来说根本不够吃的。日本学者是以八十年代日本人的生活水平来衡量明代农民生活水平的，自然会有“时代错置”。我们今天也一样，如果以我们今天的生活水平来衡量，也觉得那时的生活水平不错，起码不挨饿，对吧？但实际上是有误差的，这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时代错置”。

还有一个史料鉴别的问题，我们有时也叫史料污染，就是史料经过每个人的过滤之后，一定带上了过滤者的主观色彩。复旦大学史地所的周振鹤教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讲到过史学和文学的相互关联与区别，在应用史料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我们现在对待《史记》、先秦典籍基本上是拿来就用，司马迁的《史记》号称史家之绝唱，但其实这里面也有他自己的语言色彩。一个汉代的人去复述秦朝时的那些对话，自然会带上他自己的时代色彩。你去读那个《公羊传》《毂粱传》中所记载的晋赵盾弑君，他在弑君之前那个心理活动的描述，也是后人写的，这肯定带有主观的色彩。所以周老师用一句非常通俗的语言来表述，如何分辨文学和历史。他说国王死了，皇后也死了，这是历史；国王死了，皇后由于悲伤而死了，这就是文学。希望大家能够领悟这一点。

尤淑君：怎么样去尽可能去穷尽各种资料，并保持一个客观的心？我采取编年史的做法，把所有跟大礼议相关的历史记载全部做成表格，互相比较各种史书的说法与评价，这也是在本书里附表二的部分。为什么我要去做史料的比较？正是因为史料多元，蕴含很多的立场与偏向，在这些偏向里，或许就可以让我们看到当时的人看不到的东西。如果要更了解那个时候的人在想什么，或者在意什么时，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史料的叙述，尽可能地去在他们的立场去想，当然不是cosplay，但至少你能看到并理解这些人为什么要为了这些虚名或头衔去执着、去争斗。有一部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当时我的学生看了很生气，批评这部剧怎么可以宣扬嫡庶尊卑的想法。但在历史上，正妻所出的嫡长子，分得财产就是比较多，那庶子庶女在法律上或者是在财产继承上相对比较弱势，这个状况与现代人当然很不一样。这就像刚才张老师所说的时空错置，即便是历史研究者，也可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保持虚心，不断地努力去多看多想，尽可能理解古人的时空局限及其难处吧。